朱舜水在日活动再考

2020-11-28 20:29:42 字数 4893 阅读 9979

摘要:朱舜水除了留下了一些翔实典型的事迹外,留下了许多难以破解的疑点。由于这些疑点多散落在复杂隐微的生活背景中,也浮现于当事人矛盾苦恼的精神世界里,因此,钩沉和破解这些疑点,

摘要:朱舜水除了留下了一些翔实典型的事迹外,留下了许多难以破解的疑点。由于这些疑点多散落在复杂隐微的生活背景中,也浮现于当事人矛盾苦恼的精神世界里,因此,钩沉和破解这些疑点,或许能为人们了解朱氏本身的复杂性和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提供经典历史叙事之外的观察可能。

这种可能性有助于把握特定时期历史人物的自然状态。

朱舜水(1600―1682)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曾留下过浓重的一笔。然而,由于其生活背景具有超乎寻常的复杂性,以往中日一律的主流问题研究,逐渐被委曲细密的多侧面观察所接替。。事实上,由于异域“布道”本身不啻漫长而艰辛的文化苦旅,而经过日中人士先后筛选的《朱舜水全集》和《朱舜水集》,又更多着眼于朱舜水和德川光国的正面性乃至神圣性。

因此,许多不利于这个方向的言行,很容易被忽视甚至有意抹去。这恐怕也是徐兴庆的《朱舜水集补遗》。以及《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得以辑成的原因之一。

不过可以断言的是,即便那些沉睡的资料全部问世,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和隐微真相,也不可能单凭资料来提供全部现成的答案。以往人们所熟知的“归化人”朱舜水形象,一直是节烈超绝、不弛一容的“明征君”;而德川光国,则是功逼三代、古今罕有的盛德仁者。然而,朱舜水的忧郁症和过度谨慎在是界上世罕见的;而德川光国每每了无痕迹的“大手段”,亦无法不令人敬惧交加。

‘问题是,这些行事风格的背后,是否掩藏着今人无法知晓的隐衷和不得已?当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许多疑点,而已有材料包括新近问世的资料又无法帮助人们解开这些疑点的反常现象屡现迭出时,某些散见于史实缝隙间的蛛丝马迹,或许能成为此类追踪的有意义的切入点和逻辑依据。本文通过对朱舜水事迹的非常规记载,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试图回答个别问题。

一、是本人“乞留一还是他人“恳留”?

由于锁国期间日本不留外人定居,“明清鼎革”后亡命日本的中国人鲜有被收留者。朱舜水决计“归化”后,据说也面临过这样的窘境。为此,日本门生安东省庵似乎发动了众多华商和学人联名向官方**,朱舜水本人也亲笔撰写了《上长崎镇巡揭》,后经长崎镇巡黑川正直和萨摩藩主锅岛直能的转达,1661年(宽文元年)10月,方获幕府许可。

这对“禁留唐人已四十年”’的幕府来说,的确是一个鲜明的例外。问题是,朱舜水“止留不归”,究竟是自己“乞留”的结果还是门人“恳留”所致?这在朱舜水自己的叙事中有着不尽一致的表述。

《上长崎镇巡揭》中这样写道:

辛卯岁十月日,朱之瑜谨揭:鄙邑运当季世,奸贪无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丧于逆虏。使瑜蒙面丧心,取官如拾芥末。

然而不为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诰赠,何忍辫发髡首,狐形豕状,以臣仇虏……是以不谋家人,逃遁至此。不意来此七年,忧辱百端,无因一见阁下之玉颜……瑜意阁下巡方之任耳……乃犹难见如此,尚安望见贵国之执政大臣?尚安望贵国之王加礼远人哉?

……古者君灭国亡,其卿大夫以及公子、卿大夫之子。义可无死者,皆出奔他国。所至之国,待之者有五:

太上则郊迎,而宾之师之。其次则廪饩而臣之;畏彼国之见讨,则因而归之,有罪则逐之。载在典册,可稽而考也。

未有不闻不见,听其自来自去者。倘贵国念忠义不可灭,慨然留之,亦止瑜而已,此外更无一人可以比例……若蒙收恤,瑜或农,或圃,或卖卜,或校书,以糊其口,可不烦阁下之廪饩。即四方观听者,宁不播扬而颂美。

异日著之史书,一者全孤臣之节,一者增贵国之光,阁下何惮于瑜一人,而必欲去之……今瑜归路绝矣!瑜之师友三人,或阖室**,或赋诗临刑,无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书,惟阁下裁择而转迭之执政。

或使瑜暂留长崎,编管何所,以取进止;或附船往东京、交趾,以听后命。瑜之祖宗坟墓,家之爱子女,皆在故国,远托异域,岂不深悲!只欲自全忠义,不得已耳。

幸阁下哀怜而赐教之。瑜虽亡国之士,不敢自居于非礼,亦不敢待阁下以非礼,故专人赍书进上,非敢悖慢也,临械可胜惶悚待命之至!

文中无疑道出了朱舜水期待日本敬纳忠义之士结果却反遭冷遇、忧辱百端的不满心情,也表达了他留居日本纯系不得己而为之的苦恼。但是,从以上用高尚其志的激将法激发日方忠义之气和恻隐之心的全部表述都是为了止留日本等行文看,朱氏事实上是在请求当局批准他的申请,并且为了使这种愿望达成不至造成破坏幕府不留外人禁制的后果,还特殊强调了他本人的与众不同――“亦止瑜而已,此外更无一人可以比例”。同时,在《揭文》中也反复指出,只要当局愿意留下,他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都能忍受。

“瑜归路绝矣”、“昧死上书,惟阁下裁择而转达之执政”和“临械可胜惶悚待命之至”云者,道出了他孤注一掷的心态和仰赖“圣裁”的急切。所以,不管朱氏怎样对当局晓以大义、动以人情,也无论怎样对己高自标置和对人褒美激励,其目的,均无非获准留日而已。而且,朱氏上此揭文,一定是他强烈意识到日方的驱逐之意,否则,就没有必要说“阁下何惮于瑜一人,而必欲去之”的话了。

可是,当后来修书孙男毓仁提及此事时,朱舜水的另外一种表述,却与揭文所言,有很大出入:“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至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

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住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

其中,“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和“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等说法,均属事实。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住在此”云者,则似与自己的“乞留”行为相悖。安东省庵(守约)仰慕舜水学问人品确属事实,惟此而极力挽留朱氏也是不争的往事。

所以舜水另一门生安积觉(澹泊)称:“省庵百行修饬,其留住先生于崎港一事,尤彰灼在人耳目。其间多少窒碍,多少调停,悉心经营,遂成播绅美谈”。

而且,省庵为了关照舜水,竟“分半俸供给”而与之,朱舜水本人亦曾对此感激涕零,直称“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并嘱孙男“当铭心刻骨,世世不忘”(同上)。对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亏得省庵“转展央人”才得以留居日本的朱舜水来说,现在的处境应该是“如愿以偿”,可从口气上看,好像止留日本反而成了“事与愿违”。按理,若本人决计不留,恐怕任人“苦苦恳留”也不会为之所动;否则,朱舜水的最终选择和不情愿,将给后人留下一个难解的谜团。

而且,类似的谜团不独有偶。据载,舜水后来追忆起日本友人小宅生顺劝他去江户时,似乎也有某种无奈之感:“先年专人到崎,弟本不肯遣,小宅生顺三相强。

此时宰相源公就国,适遇水灾,惊遽无可商议,不得已勉从彼言。”这些前后不

一、首尾乖离的表述,无疑使朱舜水话语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而倘若这些言论真的出自舜水一人之口,其人格的诚信度,亦无法不受到相应的质疑。

崎门学人佐藤直方后来曾对朱氏的行为表示过反感,他在宝永二年(1705年)所撰的短文中这样写道:

摄津国渍河,楠正成之墓石。水户中纳言源光国君之所建,而其文则明舜水之所著述也。相传舜水姓朱,是明代思宗皇帝的亲戚。

而官高禄厚,固非具位之列矣。然而,崇祯年间,思宗皇帝因叛徒李自成被杀。当此之时,舜水不能伏节死难,背君臣之义,弃亲族之恩,避乱全躯,而奔走于我国,游寓于肥前、长崎。

源君闻其姓名,招之为之(一本无“为之”)为宾客。明亡而为清,舜水遂不归于我国,而埋尸于他土,则可谓不忠不义之人矣。使朱子在天之灵视之为如何?

为正成者,亦岂有享彼之称赞以为慰哉!夫源君称扬正成之忠如此,不识舜水之不义,则何哉?世儒亦徒赏其记诵文词之富丽,而不斥其忘君失身之丑辱,吁,可悲夫尔!

苟读圣贤之书者,于此而犹不辨,则何足谓之学者乎?吾辈犹所宜深思也。

佐藤显然是在要求朱舜水应该象日本武士那样为主君死节时,说这番话的;而“无父无君”者即便用中国传统价值来衡量,似也难语为善。然而事实上,舜水当年在安南的遭遇和殉国准备,并不为佐藤所了解;而舜水本人敬佩那些大明死节之士,也确属内心的真实感受,不然,就不会对“烈死”的王翊赞以“忠烈之知友”、“今古之奇男子”了。然而,在一股意义上的忠臣崇拜氛围里,佐藤直方的批评,不但使朱舜水丧失了颂赞楠木正成的资格,恐怕连德川光国对舜水的看好亦大有可疑者存焉。

问题是,光国接受舜水,显然是把舜水看成了“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因为这符合光国的一贯追求;在反清复明时期,舜水确实成为了光国眼中的忠臣。以忠臣赞忠臣,如之何而不可?表明佐藤直方的忠义与德川光国的忠义,应该不在一个层次上。

然而,让人难以理解的,仍然是舜水归化行为何以在他自己的表述中先为“乞留”而后为“恳留”的问题。假如上述两种说法并非出自舜水一人之口,那么,其中的一种表述,就应该是他人伪造的。从德川光国如此敬重朱舜水的气节等情形分析,仿佛“恳留”而“留”才符合朱舜水的性格。

正是在这种性格的比照下,《上长崎镇巡揭》亦似乎多了几分“伪作”之嫌。但是,由此即称揭文为伪作,实不免冒险,因为人们拿不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揭文非朱氏所作。撇开逻辑通达与否不谈,即使单就圆润流畅的汉文笔法观之,非朱舜水之学养和无朱舜水之经历者,是无法书就如此文气的作品的。

史载,朱舜水前后赴日共7次,即:舟山――长崎(乙酉1645)――安南――舟山(丙戌1646)――长崎――舟山(丁亥1647)――浮海(安南?)――舟山(庚寅1650)――安南(辛卯1651)――长崎――安南(壬辰1653)――长崎――安南(癸巳1653)――长崎――安南(甲午1654[安南之役?

丁酉1657])――长崎(戊戌1658)――思明――南京――舟山――长崎(乙亥1659)。

往返长崎7次,直到第7回才肯长期驻留,表明朱舜水的最终决定确实充满了不得已。换言之,朱镕基海外经营的真正目的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大企业的复苏。但当他意识到他在这里的所有救援工作已经或即将崩溃时,日本成了他的第二大希望。

关于其决计归化日本前的综合动因,他人的解读比起朱舜水自己的申诉,似更有参考价值:1、随郑成功攻略南京(北征)失败使然。《舜水先生行实》中虽无一句提及“北征从军”的事件,但“熟知声势不可敌,壤地不可复,败将不可振。

若处内地,则不得不从清朝之俗,毁冕裂裳,髡头束手,乃决蹈海全节之志”云者,描述的正是永历十

二、十三年(1658年一1659年)此役的惨败景象和舜水本人的心理变化。而此前吏部侍郎朱永祜和恩师吴锺峦等人的死节舟山,无疑也加剧了朱舜水对短期复明事业的绝望心情。2鲁王与桂王永历的关系并不和谐。

崇祯登基后,南明复兴的主流流派是弘光皇帝、隆武皇帝和永历皇帝。征辟朱舜水为明朝**的,是反主流派、与唐藩和郑成功的关系不甚和睦的鲁藩。上述朱永祜和吴锺峦均为鲁王而死,舜水本人亦曾蒙恩于监国鲁王的“特敕”,并复函称“犬马恋主之诚,回天衡命之志,未尝一刻稍迟也”。

所以,虽说舜水最终无缘奉仕,也决不会在鲁藩失势时投奔桂王。3、爱子大咸的死去使然。北伐时,爱子大咸死于伤寒。

这对舜水的打击堪称巨大。北伐的惨败和爱子的死,使朱舜水变得孤独无助,精神世界濒临崩溃。‘

在纪念世界水日活动上的动员讲话

今年的3月22日是第十三届 世界水日 ,3月22日 28日是第十八届 中国水周 。联合国确定20xx年 20xx年为生命之水国际行动10年,主题是 生命之水 。水是生命之源,水资源是基础自然资源和战略经济资源。 大自然赋予水以特殊的属性,但同时也为我们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带来活力。我国 中国是一个缺水的...